【博士论文】第8期 刘子曦：量化历史研究的乐趣
作者在厦门大学
【石头引】本期《博士论文背后的故事》专栏，继续邀请那些优秀的博士论文作者，来给大家分享博士论文创作背后的故事。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刘子曦博士。
【作者简介】刘子曦，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香港政府奖学金获(HKFPS)”和“ICS香港中国研究奖学金”获得者，2015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先后在《社会学研究》、《开放时代》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感谢石头君的邀请，让我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博士论文，不只当其作一份文稿，而是一段成长经历。
我有一个习惯，拿到一本博士论文首先看致谢部分，然后看附录部分。读前者会大致明白作者师从哪门哪派，学术网络大致如何，读后者，尤其是质性研究的附录，则会生动呈现研究的操作过程，如《Lone Pursuit》中Susan Sandra对如何选择案例，接近受访者都有详细的说明，甚至附上了所有的访谈题目。
而《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中，李静君对她如何进入田野，作为研究者在两个田野中的不同经历、应对策略和反思进行了探讨。田野如何出现又如何消失，研究者的多重身份和弱势被她娓娓道来。
与逻辑清晰结构严谨的正文部分不同，前言和附录往往会透露出那些创作过程中曾出现的错误、迷茫、失败与艰辛。而这些，往往被定稿后精美的论述擦除，不为大多数人所知。这份对学术作品生产过程的兴趣，来源于我在写作博士论文的两年里的所思所感。
对我而言，这个过程是研究者探索自身的过程，有泪有笑，生动具体，高度个人化。也许，并非每份论文都能在知识累积的永动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认真完成的作品却一定能在博士生涯中留下深刻印记，甚至可以串联起十几年的求学时光，独一无二不可取代。对我而言，尤是如此。
选择研究法学教育源于长期以来我对法律现象的兴趣。从大学第一学期的第一堂《法律基础》开始，法律史、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就强烈吸引着我。记得当时老师推荐了一本《西窗法雨》，里面是一些短评或随笔，如安提戈涅和自然法，恶法是否非法等等。文笔风趣幽默，触及一些重要的法理和法律史问题，却写得深入浅出，自由流畅。
《法律的隐喻》和《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也是当时让我爱不释手的同类作品。愉快的体验式阅读结束于大一的第一个寒假。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震撼。我发现自己对历史如此无知，但对从法律这条线切入历史深深着迷。醉心于书中描述的各种律例与其背后的制度与文化意涵，我从泛泛阅读转变为关注法律史，这之后又集中阅读了黄宗智、孔飞力、史景迁、唐德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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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同时，我还选修和旁听了一些法学院的课程，如《合同法》、《劳动法》、《国际法》等等，不过读书与上课都只源于一种模糊的热情，跟学术研究关系不大。
其中一门课——《近代中国法制研究》——却意外而深刻地影响了我博士阶段的研究。这门课的期末作业是读材料，撰写一篇有关民国法治人物的文章，类似于人物志。旁听《民法总论》时，听老师提起过谢怀栻，后者的人生经历很是波折，可谓命途多舛。因而，很想写写谢老。
借阅了《谢怀栻纪念文集》，零散的回忆和生平记录渐渐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人物，而人物的形象又折射出从民国到二十一世纪，那段动荡曲折的法制史。我突然很想知道，同时代的法律人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何以有人写出《我有罪》，何以有人要坚决的抛弃旧法，倡导新法，又为何有人在经历了半世坎坷后，仍对磨难背后的种种心存热爱？以一个人物的生平为中心，我开始对一代人和现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产生了兴趣。陈夏红的法治人物系列、《台湾法界耄宿口述历史》、《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等都成为自己的阅读材料。抱着想要了解更多史实的愿望，我比较留心著作的参考文献的和相关史料的出处，并尝试把能借到找到的都拿来翻翻。
回头来看，这段漫无目的又随心所欲的阅读经历，是博士阶段研究兴趣的萌芽。不知不觉之间，记住了一些重要的时间点、事件和人物。更重要的是，了解到寻找史料的方法并熟悉了《人民日报》数据库的检索功能。这些在博士阶段都被证明是十分宝贵的收获，节约了大量熟悉材料、把握基本历史脉络的时间。
读博伊始，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博士论文要写什么。远离了本科阶段的经验田野，对从前做的社会运动研究也再提不起兴趣。周围的同学基本上都延续了硕士或之前的研究兴趣，但我当时最想做的就是逃离。
尽管不知道目的地在何方，但首先想要逃离的就是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两年多的参与观察，让我体验到研究者内心的张力：既要融入他者的世界，又要时刻提防融化在他者的世界里，时时准备着抽离。两种身份让自己疲惫不堪。
同时，我常常反思和怀疑自己在从前的研究中是不是带有先入为主的道德立场，这种立场以某种关怀或亲近感的形式出现，蒙蔽了自己对经验的认识，得出了一些片面和偏见的结论。虽然如今想来，这些所思所想基本只印证了杨绛先生的那句“读书太少，想得太多”，但当时带给自己的是难以名状的沮丧和压力。
一个早晨，我在办公室的走廊里遇到系里的陈建民老师，他常年做社会运动研究，是和我曾经的研究经历最相似的老师，于是我提出，想谈谈自己从前在田野中的种种困惑。坐在办公室里，我说起了自己无法弄清具体的维权事件背后的来龙去脉。政府、警察、行动者，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叙事逻辑，也都能自洽。
同时，我并不确定行动者所倡导的就是值得肯定和为之努力的社会目标。但如果我不清楚这个事件也不确定它的意义，我的研究又有何立足点呢？陈老师微笑着听我讲完，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你觉得自己怎样做，才能在最大限度上把事情弄明白？第二，你觉得弄明白整个事件，跟你的研究意义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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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尝试回答这两个问题。现在想想，其实答案就隐藏在民族志学者对参与观察方法的反思中，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背后的认识论基础里。只是当时的我茫茫然无所知，只感觉到混沌，好像最根本的问题没得到解决，进而有了身份危机。
接下来的半年里，我如杂食动物一样，啃食各种主题的书。时而觉得BeverlySilver有关全球化视野下的劳工运动，论证简洁有力，结合马克思一脉的经典理论，结构性极强，让人叹服；时而觉得CharlesTilly 对数据所做的系统化处理充满想象力，其呈现数据的方式直接击中了机制研究的痛点；时而觉得DougMcAdam对抗争—镇压在中观层面的动力机制分析，非常精妙，让我对政治过程理论有了新认识。
过一段时间，又感觉JohnPadgett有关意大利金融资本主义兴起的研究让我大开眼界，基于大量历史材发展起来的数据库可以做出精确化的社会网分析。虽然这期间的阅读都是跟着感觉走，如同自助餐。但时间长了，发现自己爱吃的都基本是同一“菜系”的，即，量化历史分析。不管是Silver，还是Tilly，抑或是McAdam或Padgett， 他们都对文本材料，如报纸、报告等做了系统的编码和定量转化，从细腻但繁杂的历史中摸索出清晰可见的脉络，这种Tilly所说的“正式化”将历史同社会科学研究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既使历史成为理论发展的宝库，又跳脱了用宏观理论剪裁历史的泥潭。
博士第二个学期，开始“寻找”研究问题，尝试过研究儿童文学，因为读了VivianaZelizer《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后，想要如她一般从历史材料中寻找儿童身份的社会建构过程。但我既不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儿童文学历史，也不了解儿童文学的代表作。换句话说，自变量和因变量对我而言，都完全陌生。
对着一大堆四十到九十年代的儿童文学杂志，读了一个星期，不得不宣告放弃。导师询问我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像条鱼一样从一个领域游到另一个领域，但从来没想过深入进去。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兴趣所在—量化历史研究—并不是应该以量化为目的，而是以量化为手段，服务于社会学的研究问题。仅仅通过模仿已有作品来学习量化方法，并不能帮助我找到自己的研究问题。
当时，导师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发现了一只很美丽的蝴蝶，你会追着蝴蝶跑，但会越追越远。不如安静的坐下来做自己的事情，蝴蝶可能会停在你肩头。”对我而言，那只美丽的蝴蝶可能就是量化历史方法，而安静的坐下来，则是选择一个理论视角或理论传统来理解社会。
在一次长谈后，导师推荐我阅读PeterBerge 和Luckman的《事实的社会建构》和Powell与DiMaggio主编的《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她师从组织社会学大师JohnMeyer，希望我也可以沿袭新制度主义的路径，体会其中的妙处。这两本书可谓打开了我博士研究的理论之窗。尤其是前一本，让我有惊为天人、相见恨晚之感。
之前的研究与阅读经历让我发现：经验性命题无法让我满足，我需要的是一套将认识论、核心概念和命题打通的理论视角，而新制度主义恰恰是这样一个视角。它以现象学与建构主义为基础，把实体性的先在概念，如“理性”与“行动者”（actorhood），重新纳入讨论范围，解构成为“神话”与“他者性”（otherhood）。
同时，它将社会视为制度与惯例（convention）的集合体，继而对个人与组织行为的动机、机制与模式提供了一套逻辑上一而贯之的解释。这套解释相当于一套世界观，既可以分析宏观的制度变迁，又可以分析微观的个人行动，甚至话语逻辑；既可以与非常结构性的研究方法如社会网或回归分析结合在一起，又可以兼顾文本分析与历史分析。这种流动性与包容性满足了我强烈的好奇心以及对多种研究风格的渴求，让我在广度与深度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
通过一段时间的阅读，我对新制度主义的发展过程以及内部的几个流派与代表人物、代表作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其中，JohnMeyer及其同事发展出的世界社会理论（worldsociety theory）最为吸引我，其代表了新制度主义中“强意义”的研究路径，重视文化的建构作用，刻画了跨国的制度同形现象，并发展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世界文化（worldculture）—用以解释这一扩散现象背后的认识论与社会文化基础。
虽然这一流派极为强调文化与认知因素的重要性，却并没有采用文化分析惯常使用的阐释性方法，而是走上了正式化与定量化之路。其研究团队对大量文本材料如课程表、教科书、外交年鉴、字典、法律等进行编码与量化处理，这些文本材料的时间空间范围都非常广阔，常常跨越几十年和上百个民族国家。量化处理的材料可以生成许多因变量，如环保课程的数量，人权条约的数量，儿童权利的法条规定，历史课程的分类等等，这些变量又可以同世界文化的众多测量进行回归。在控制了一系列功能性变量后，研究者发现，世界文化往往具有独立的解释效用。
这套解释策略和方法实践将我的理论兴趣“新制度主义”与方法兴趣“量化历史分析”结合在了一起，让我着实兴奋了一下，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找准自己要落脚的经验场域，发展出可以和理论对话的经验研究。比起博士初始阶段绕着各种经验现象乱转的盲目，此时我大概已经找到了一套标准来选择合适的经验落脚点。
首先，我需要关注一个长时间的变化趋势，因此我的研究对象不可能是即时性的社会现象，如一场集体行动。第二，这一变化趋势无法被工具性需求、历史耦合、利益团体或高层政治全然解释。第三，我所选择的经验现象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世界社会理论概念化和理论化中出现的困难与紧张。
最先浮现在脑海中的就是法学教育。首先，它的发展趋势极为曲折，在民国时代蓬勃，建国初期衰落，六七十年代几乎绝迹，八九十年代复兴，二十一世纪狂飙，如今渐缓。在新制度主义看来，这是去制度化—制度化—再制度化的完美结合。其次，法学教育的变迁同中国的曲折的法治建设历史密切相关，也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变化有关，而正式制度、高等教育都是世界社会理论的关注重点。同第一二点相比，第三点最优挑战性。当时决定离开社会运动的研究领域，就是因为我始终没能找到案例同理论之间的联系，只是停留在想要把经验事实理清楚的层面，但我又怎么可能拥有一双“上帝之眼”看清所谓“真相”。
我决意博士论文不再让自己陷入这种困境，开始仔细阅读世界社会流派的作品，力求理解它内部的论证逻辑。有一段时间，我不断追问自己，在这个理论中，哪些现象和概念被凸显了，哪些被隐去了，这些处理是否增加了组织社会学理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又和其他论证逻辑间存在何种联系。
这期间，除了阅读研究综述和批评，就是关注相关研究的具体细节。概念怎样变成变量，变量如何被测量，数据是如何收集和整理的，是否存在偏误。我想要找到研究中的间隙（gap），从而设计自己的经验研究同理论对话。
“你是你所读过的所有书的总和”——这是我博士论文选题过程中最深刻的体会。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再来一次，法学教育仍然会成为我的落脚点。从前的阅读帮助我积累了一些背景性知识，让我有自信将它们整合起来，打造成一个合适的经验案例，而无需花费时间去熟悉同最基本的史实。
论文开题后，我轻松愉快地去日本玩儿了一次，想当然地认为自己需要的各种材料都能找到，只待时间开发而已，数据收集的事情被抛在脑后。直面这个问题已经是三个月后。
一天，我打开电脑翻看历年的法律年鉴，惊讶的发发现年鉴里法学院系的统计不但不全，而且将本科与专科混在一起，完全不能为我所用，这意味着论文的因变量没了着落。
经历了最初的恐慌后，我决定自己收集数据，建立一个包含1949年到2012年历年法学教育组织变动情况的数据库，其中至少要涵盖每年新成立的院系，上一年已存在的院系，每个组织挂靠的院系，成立的方式，法学教育的目标等等。看似简单的收集步骤，却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
棘手之一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大规模的合并拆分和更名，每次拆分合并都涉及到法学教育组织种群密度的变化。从2012年的大学名单回溯下去，要整理出841个大学每一个的法学教育历史，何时最初成立法学院系，当时的校名是什么，法学院系何时停办，何时合并到其他学校，或接纳来自其他学校的法学院系，若通过合并而来，那合并前这一专业原本属于哪一学校又在何时成立何时复建。
之所以关注这些内容，原因在于“成立”、“合并”、“取消”和“复办”这四个关键的结点既构成了个体组织的生命史，也影响了组织在群体层面的总数变化。例如，清华大学法学院在1949年被取消，于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由于清华法学的变化，当年的种群规模减少一个单位，但合并的方式并不产生新组织，因此1952年的种群规模不变。同理，通过合并重庆、四川、贵州与云南大学法学教育机构，西南政法大学于1953年成立自己的法学院系，因此，1953年的种群规模增加一个单位的同时也减少了四个单位。
棘手之二是每个组织生命史的节点都未必能轻易找到。有些收录在《教委的专业名单》中找到，但更多的需要到每个大学的网站中寻找。一些较知名的法学院系会列出自己的发展史，但其他的则散落在招生网页，甚至学院新闻、学校新闻、贺电等材料里。许多时候，为了寻找一个数据，在谷歌中尝试各种词语组合进行搜索，一条信息可能耗费一两个小时。
对着一片空白的excel表，我多次萌生放弃的念头，甚至想过换题，改用现成的调查数据。回头去看，那时的确抱着一种倔强，深信我想要问的问题，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回答，缺了这类数据，便无法进行下去。为了防止中途放弃，我制定了一个收集计划，每天收集二十个学校的信息，直到全部录入完。
那段时间，每天都对着搜索引擎、excel表格、word文档敲敲打打，常常是太阳落山，才刚刚搜集了一半。不过，经历了最初的摸索，一套搜索流程很快烂熟于心，操作也愈加精准，一个半月完成了因变量初始数据的收集工作。
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收集相对容易。唯一不熟悉的是有关IGO和INGO的数据。做研究设计之前，以为获得难度并不大，直到从图书馆借到联合国IGO名录，看到仅一年的资料就有七八百页，大开本上的文字密密麻麻。此时明白靠一己之力完成IGO和INGO的coding远非我能力所及，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世界社会理论尽管屡遭质疑，却从未被颠覆，原因在于这是“理论纵向团队作战的典型”，其研究团队通过大量的前期工作构建了一个大型的、独一无二的数据库，经验研究的结果无法被轻易复制和检验。
放弃对原始资料进行编码之后，我也查找过联合国的付费数据库，发现大量IGO和INGO的信息已被电子化。遗憾在于并没有我需要的国别—历史数据。无奈之余，只能告别世界社会理论的经典测量，转用其他指标。
经过这次数据乌龙事件，我再不敢想当然，需要用到的资料都提前去一一确认。收集过程里，非常感念于曾经选修近代中国法制史和写作相关论文的经历。一些重要的数据、史料、回忆录都在几年前翻阅过，也许忘记了细节，但脑海中还存留印象，只需找出来加以整理便可。那些因兴趣而阅读的法律人传记，甚至散文回忆录中法律人的形象，此时都成了宝贵的财富，让脑海中的法学教育和法治变迁有了鲜活的载体。有些部分，如谢怀栻叙述自己的思想改造过程，甚至直接成为了论文中的一部分，并以此为引子，对国家重构法学教育合法性的微观基础展开讨论。
回归分析结果稳定后，如何完成论文写作成了心头最大的忧虑。学校并未对论文的语言选择做硬性要求，若考虑成文速度和今后文章发表的便利性，中文写作也更具优势。
最后之所以决定用英文写作有两个考虑。其一是我前期的阅读以英文文献为主，尤其是世界社会理论方面的研究，关键概念和命题还没有翻译成中文，而术语的翻译又对学养的要求极高，超出我的能力。其二是我想借博士论文发展英文写作的思维方式。
虽然我相信，中英文学术作品在论证逻辑或理论水平并没有必然差异，但语言本身的逻辑结构仍有一定差别。结合学术写作的不同传统，中英文间的差别会被放大，同一主题的作品，可能拥有相异的风格和呈现策略。
从前读《WritingCulture》时，就常常感叹英文写作之美，被英文写作中的细腻和准确深深吸引。想着如果自己永远不踏出英文写作的第一步，大概有生之年便没有希望修炼出任何功力，我决定尝试用英语写毕业论文。
知难行易，这是我用英文写作最初的感受。似乎读过不少英文文献，也对其中一些印象深刻，但提笔自己创作，却似乎只能想起“意境”，想不出表达方式。有时好不容易把脑海中模糊的想法组织成可表述的论证，却常常有种“词穷”之感，对着电脑抓耳挠腮，想找到一个恰当并且学术的英文表达。
于是，不得不去查同义词词典，去留心文献中的用词和句法结构，将阅读方式从“粗放又囫囵吞枣”变成“精细且反复咀嚼”。这期间，我重读了DougMcAdam 的《Political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特别是其中的“导论”部分。作者组织论点和论据的方式简洁有力，对每个路径的缘起多又关照，但又没有陷入细节和争论之中，用词简单却形象，句子结构并不复杂，长短搭配，对读者十分友好。
这大概就是自己所敬佩的一位老师所说的：“写文章要怀一颗温柔之心，常为读者着想”。McAdam的书没有教我酷炫的英文表达，却提醒我自己写作的核心困难不在词汇，而在写作的平常心和平实。强求“美”的文风只能让自己捉襟见肘，失去焦点。
写作是个痛苦与快乐并存的过程。痛苦在于要集中精力拔除思路上的杂草，开出一条清晰可见的小径，并且在小径四周种上奇花异草，让路人心旷神怡。快乐在于这似乎是一种忘我的创造性劳动，劳动成果就是逻辑与表达的美感和新鲜感。
为了平稳地走过这个过程，我开始有规律的跑步运动，希望通过调整身体状态来保持良好的思考状态。写作遇到瓶颈时，我会看一些其他领域的研究论文，一些和法学教育、新制度主义无关的文章带给我不少启发，大部分来自我的老朋友“社会运动”，也有一些我从未踏足的研究领域，如话语分析和文革研究。虽然涉及不同的经验事实，但理论化和概念化的逻辑、论证逻辑和素材的呈现方法都彼此相通。有意选择这些与自己论文无关的研究，是希望自己不要沉溺在同一种思路和问题意识里，从写作的聚焦状态和紧张状态里抽离出来。
除却英文写作本身的紧张感，我的博士论文还面临着另一种张力，即如何将定量和质性分析融合在一起。导师曾建议去掉分析统计的部分，只保留描述统计和历史分析。但当时的我始终认为，不做分析统计，论证不够有力，也很难摆脱“自说自话”的困境。费劲千辛万苦，怎么可能轻易割舍掉定量的部分。
于是一门心思去想怎么用质性材料解释定量研究的结果，试图从回答“是什么”到回答“怎么样”。但历史的复杂性和偶然性与统计结果的确定性似乎很难调和。先定量再质性，我便无法否定自己不是在用统计结果剪裁和挑选历史材料。第一稿完成时，我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丁教授反复提醒我这个研究设计上的逻辑困境，我才下决心推翻原有的论证设计，先做历史分析，从史料中归纳出模式和命题，最后用定量模型进行检验。
定量和质性的调和性并未随着第二稿的完成消解。论文答辩会上，斯坦福大学的Ramirez教授坦言，他更喜欢质性部分，而定量部分产生的问题多过它能解决的问题。变量测量、多重共线性等等，都会让这一部分成为审稿人攻击的重点。事实如他所料，但我从未后悔做这样的尝试。这部分把我带进了一个陌生的研究领域，接触到许多新技能。博士论文阶段大概是整个求学生涯中最难的一部分，与其奢望无惊无险，不如心怀好奇，享受求知的快乐和未知的可能性。
电影少年派的末尾，主人公看着帕克摇着尾巴，渐渐消失在远传的丛林中。派在心里默念：“Allof life is an act of letting go; but what hurts the most is not taking a momentto say goodbye”。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博士论文就像是陪伴我的理查德.帕克，曾经让我感到焦虑，甚至很想逃离，万分后悔为什么要与它捆绑在一起。但分离时，又异常感叹，正是它陪我面对知识海洋的无垠，求索而不得时的迷茫，还有许多独处的孤独。似乎我那游移不定、软弱怯懦的个性中，也长出了些许勇敢之花。
毕业后，偶尔翻开毕业论文，论点论据论证似乎都从记忆中隐去，浮现在脑海中的总是这样一幅画面：漂浮在海上的某个夜晚，少年派仰望天空，繁星散落，星斗连成一幅图画——那是他想念至深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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